北京胸科医院

医患互助中的信任纽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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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彼此信任，是创造奇迹的前提

　　“张主任，小波这回怕是挺不过去了，去ICU治疗，听说全身要插好几个管子，我不想再让他再受罪了，不抢救了，您说我这个决定对吗？”

　　学会识破“保护色”

　　面对病痛折磨时，他们内心真正需要的，还是那一份理解、关注与陪伴。

　　本篇作者

急诊科　张静

　　张静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急诊科主任，主任医师，从事结核病诊断及结核病危重症的抢救和治疗工作30年。近年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，参编医学著作5部。目前担任首都医科大学急诊医学系务委员、北京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、北京医学会灾难医学与心肺复苏分会委员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，北京医师协会急救医学专科医师分会理事。

　　急诊科的大夫见到什么样的病人都不奇怪，但我第一次见到徐波（化名）的时候，还是被惊到了。眼前这个不到50岁的男人，骨瘦如柴，脸色惨白，1米7多的个子，体重只有70多斤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吸氧管插在鼻孔里，尽管氧气开到了头，但他还是觉得憋气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他仍然拼尽全力嚷着：“医院都不能吸烟吗？这是什么医院啊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吸烟！”

　　徐波的病情很重，胸部CT显示双肺已经布满了结核病灶，双侧胸腔积液，还合并严重的细菌感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也只能在兼顾抗感染的同时，进行抗结核治疗。

　　但徐波不太配合，每次扎点滴或抽胸水的时候，他都会大喊大叫：“太疼了，我不想活了，你让我死吧！”

　　更让医生头痛的是，徐波用不上抗结核的药物。几乎所有的抗结核药在他身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副反应——药物过敏、肝肾损害、视力模糊、粒细胞减少、血小板减少、末梢神经炎等。医生多次对他的疾病进行评估，肺结核、肠结核、结核性脑膜脑炎、结核性胸膜炎、重症肺炎、低氧血症、心功能不全、电解质紊乱、严重营养不良……这些病症全部纠结在徐波的身上，成为一根根压垮他的“稻草”。

　　其实徐波的家境还算优渥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父亲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。但徐波自己却并不十分幸运，根据他的历史病历来看，他从小就是医院的常客。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又得了鼻咽癌。好不容易在手术之后恢复得还不错，但没过两年，就又得了糖尿病。他一直单身，也没有工作，每天吸烟两三包。生活完全没规律，咳嗽咳痰一年多，实在难以忍受才来医院看病。

　　徐波的父母都80来岁了。每天，徐老先生开着车，带着老伴，从几十公里外的家驱车来医院看他。那时候正是新冠疫情期间，急诊科封闭式管理。老两口就相互搀扶着来到急诊门口，安静地坐在急诊的候诊椅上，等着大夫不忙了，跟他们说一下徐波的病情。但徐波的病情确实很重，我们跟老两口交代病情的时候，老太太总是泪眼婆娑的，不停地抹眼泪，总是自责地说是因为带儿子看病太晚了，才让徐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老先生表情凝重，但却不断地劝慰着夫人。两位老人家对我们医务人员总是彬彬有礼，对每一位大夫护士都以“您”相称，不停地道谢。

　　问完了病情，两位老人就走到急诊留观室的窗前，在那里伫立一阵儿，最后跟病房里的徐波挥挥手，两人再相互搀扶着离去。看着他们落寞的背影，我真希望能尽快将徐波的病情控制好，不要让这一对老夫妻失望伤心。

　　我跟徐老先生互留了联系方式，跟他们说：“我会每天跟二老汇报徐波的的病情，老人家们年纪大了，就不要天天来回跑了。”

　　之后的日子里，两位老人依然每天来到急诊门前询问徐波的病情。老太太说：“来医院，离儿子近些，心里踏实。张医生放心吧，我们一定遵守医院的规定。”

　　徐波拒绝转入病房，闹着继续住在急诊留观室里面。出于对他身体情况的考虑，再加上他自己的意愿，我们只能同意。虽然在多次尝试后，我们找到两个副作用相对较低的药物用于徐波的抗结核治疗，但对于这么重的结核病，康复之路依旧遥远且漫长。

　　然而，在治疗稍有起色的时候，徐波又开始闹着要出院，嚷嚷着医院饭不好吃，又是说天天打点滴受罪。以徐波当时的状况，根本离不开吸氧，如果出院，没办法保证后续会不会出现更糟的情况。

　　“我家里有氧气机，张医生，我跟你直说吧，在医院里面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要是这么也叫活着，真不如死了算了！”

　　见徐波一再坚持，医生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于是，给徐波准备了口服的抗结核药物，详细叮嘱了回家的注意事项。可是没过几天，徐老先生就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徐波又发烧了，还喘得厉害，应该怎么办。我一听便知情况不好，叫徐老先生马上呼叫120。就这样，徐波被送了回来，又成了我们急诊的病人。

　　回到急诊的他依旧如故，只要病情稍微好一点，就嚷嚷着要离开医院。如此反反复复三四次，半年时间过去了，徐波的肺内病变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善。这期间，我们也请结核科的主任一起制定了抗结核治疗的方案，但用药没几天，副反应又出现了，不得不停药减药。

　　一天夜里，我在家里接到值班医生的电话:“主任，徐波又来了，肺性脑病，血气二氧化碳分压130mmHg，人已经昏迷过去了，建议去ICU气管插管上呼吸机，但家属还在犹豫。”

　　我匆匆换好衣服，正准备去科里看看，徐老先生打来了电话。还是彬彬有礼，甚至有些谦卑地说：“张主任，小波这回怕是挺不过去了，去ICU治疗，听说全身要插好几个管子，我不想再让他再受罪了，不抢救了，您说我这个决定对吗？”

　　一位曾在自己的领域里叱咤风云的老教授，面对自己唯一的儿子即将离去时，却是如此地无助。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或许即使上了呼吸机，病人也未必能救过来，或许即使这次侥幸逃过这一劫，未来也很难说。要康复确实太难了，很有可能最后人财两空。可就这么放弃一个不到50岁的生命，我总是有些不甘心。想起徐波的父母相互搀扶的背影，我不禁鼻子一酸，说：“老先生，如果现在不马上气管插管上呼吸机，徐波今天就熬不过去了，日后想起今天的决定，我们会不会后悔？”
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“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签字同意去给徐波插管上呼吸机，马上去ICU抢救。谢谢您，非常感谢！”

　　“我过去陪陪您吧。”我有些不放心，毕竟是80来岁的老人了，我怕老先生的身体吃不消。

　　“您明天还要上班，不麻烦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您休息吧，打扰了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颤抖着，带着哭腔。但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时刻，这位老者依然在为我着想。

　　徐波在ICU里住了4个多月，每天我都会在医院的系统里查看徐波的情况。今天清醒了，今天气管切开了，今天体温正常了，今天消化道出血了，今天又发热了，今天胸片肺里的病变吸收了一些，今天撤机了……在漫长的四个月里，徐老先生经常与我联系，说一些徐波的近况，每一次的最后，都会不住地道谢。当徐波从ICU出院的那天，全家人又来到了急诊致谢。

　　同时，我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。结核科有了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，经过临床观察，效果不错，副反应很小。连同以前用过的两个抗结核药，为徐波的治疗组成了新的治疗方案。

　　奇迹出现了，徐波的病情竟然有了很大的改观。渐渐地，他每天吸氧的时间越来越短，饮食和体重也有所增加了。

　　去年年底，我突然想起，徐波已经有几个月没来医院复查了，我给徐老先生打电话，听说徐波最近已经好了很多。

　　听见自己的病人得到了好转，我比什么都高兴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提醒徐波可以到医院复查一下。

　　那一天，徐波来复查，依然坐着轮椅，我不免有些失望。已经治疗了将近两年了，还是离不开轮椅。徐波见了我，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向我。我太惊喜了，两年来，我第一次看见徐波站在我的面前，此前他不是坐在轮椅上就是躺在病床上。

　　我问他：“好些了？”

　　“好多了。”

　　“还吸烟吗？”他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，连连摆手。

　　“现在天天在家干些啥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炒股，还小赚了呢。”我第一次看见徐波笑了，笑容灿烂得像个孩子。

　　最终，各项化验检查指标明显好转。胸部CT检查，肺内的病变也吸收了不少。

　　后来，徐老先生曾告诉我，“那天夜里，我真的慌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要不是您提醒我，如果不抢救，我就没儿子了。多亏您帮我下定了决心，不然我真的会后悔。现在我老了，儿子依然在身边，我和夫人很幸福。”

　　而我想说，是两位老人家对徐波的爱、对医务人员的信任，以及他们不计得失地放手一搏，才换来了徐波的生命。

　　徐波的病情在好转，但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在急诊的工作是忙碌的，也是幸福的。作为医生，每天都会有救治成功的喜悦，每天都会收获病人和家属的信任和感谢。也正是这份真诚的信任，让我如此感动，更是我努力前行的动力。

医学人文点评

　　急诊医生每天都忙忙碌碌，他们在与死亡赛跑，在与危重症博弈。但即使这样，没有任何一位急诊医生在急危重症面前会有十足的胜算。医学不是纯科学，高大上的技术也不是无所不能。徐波这位患者的病是急诊的危重症，在治疗上可谓一波三折，时好时坏。急诊医生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与疾病苦苦斗争。可最终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，渐渐走出危重症的阴霾，还是来自家属对急诊医生无条件的信任和尊重，使得急诊医生能够站在人的视角，把悲悯之心融入到每一个治疗的细节中。真正的医学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撑，更要有医患和家属之间在情感上彼此真诚互动。这种互动可以给双方带来意想不到的能量，也会给医学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。所以急诊医学的着力点一定要在人，而不单纯是病。

　　点评人：赵斌

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主任